自2004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首次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以来，该项工作已经成为上海三级法院历年行政审判的重头戏。
互联网公共领域的自我规制，既包含企业、公民出于社会责任感、建立声誉、声望、自律等动机，对自己行为的自我约束和规范，又包含集体组织对其成员进行的约束和规范。其二，内部结构趋向多元化。
此外，互联网行业协会、企业同样需要树立善治理念。网络众筹模式、共享单车模式的应用更是导致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深度交融，个人行为更容易引发公共问题。尽管存在诸多硬法规范，但仍频发网络借贷监管乏力、区块链庞氏骗局、虚拟货币投资风险等问题，反映了硬法规制效果不佳。4.推进政府监管的权责统一。通过在互联网公共领域的社会主体之间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，对各自的软法规范进行审查监督，是避免软法规范价值偏好的有效路径。
特别是随着公民权利种类和范围的扩张，单纯的惩戒在防止权利滥用的同时也会侵犯公民的积极权利。作为软法规范实施的中坚力量，行业协会承担着管理行业参与者、防控行业内部风险、引导行业发展等重要职责。从法律手段来看，它涉及紧急立法、紧急财政、军事命令、行政管理、战时司法等各个方面。
由此，以人民主权、保障人权为内核的军事权最终确立。为此，唯有武力启动的概念才能将军事运用的各类情况囊括进来，防止决定战争、宣战媾和等宪法条文的空洞化。对此，洛克从自然权利、自然法的角度对社会契约论进行了必要的升华和补充。联邦议院或联邦参议院可要求停止使用武装部队。
在他看来，宪法概念首先是政治意义上的，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。在缺乏维持常备军传统的英国，这预示着不论对外派兵或是组织防御，凡是涉及额外的军事开支都必须提前召集议会。
军事事务的特质决定了实体控制的困难性：（1）军事活动的保密性、政治性、专业性决定了不应通过实体法压缩军事决策的裁量空间。如《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宪法》第2条、《挪威王国宪法》第93条等。（三）宪法对不同军事职权的规范内容 1、对武力启动权的规范 第一，武力启动权的主体。宪法对武力的限制不仅是程序性的，还通过列举武力启动条件、申明对外政策、规定武力任务、禁止宣扬战争等实体条件来限制。
例如，在古罗马历史上由禁卫军集团对人民实施奴役统治的军人专制政体（又称为禁卫军主义，Praetorianism），以及军人只服从于少数独裁者的利益、被作为政治压迫工具的专制主义政体（Caesarism）。[29][法]孟德斯鸠：《论法的精神（上卷）》，许明龙译，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，第85页。马岭：《宪法权力解读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293-307页。[55] 洛克也认为国家权力是个体让渡自然权利的产物。
[42]过程性控制更强调法律的程序价值，程序包含着决定成立的前提、存在着左右当事人在程序完成之后的行为态度的契机,并且保留着客观评价决定过程的可能性。在任何时候，军队都要严格服从文官，无条件接受其领导。
和平时期绝不能够适用军法。然而，军事的运行是以牺牲公民的生命、财产和自由为代价的，立宪运动是从限定军事义务的范围、履行方式开始的。
它要达成的效果是政治价值对于军事目标的支配（civilian control）。[64] 五、结语 谋求通过宪法的军事治理是任何旨在维系国际和平秩序、遏制战争暴力、建构正义武力的国家都绕不开的话题。（2）外部威胁的不可预知性决定了实体法很难事先对战略决策、军事行为的内容提出准确预期。国防建设权是典型的中央事权，在执行机关、法律责任方面与一般行政无异。宪法上军事权的范畴问题很大程度反映为这些职权的类型划分、配合制约关系问题。如印度宪法第53条、《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宪法》第169条等。
由于军事组织不能够生产自身需要的物质人力财富，在社会高度分工的背景下国防建设权就成为军事组织得以组织、运行的前提条件。这是规范和限制军事权的重要保障。
采取这种规定方式的包括厄瓜多尔、印度、玻利维亚、德国、比利时、奥地利、意大利等。（2）最高统帅权是战争的谋划要素。
在此背景下，由议会最终决策并通过特别质询、预算监督、政治问责等方式进行监督，就能够保障它对武力的全程控制、维护公共利益。……三、联邦军队的指挥权由联邦主管部长行使。
宪法规定了两类决策机关：（1）绝大部分国家规定由议会进行决策。同时，任何在战时适用的司法制度、临时机构都不应当被永久化，战时行为也不应当回避事后的追责。类似的包括《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宪法》第169条、《芬兰共和国宪法》第128条等。（3）彻底分离的模式，即最高统帅的职权仅仅限于战略层面，不论是在平时战时都不摄入具体的军事指挥，最典型的是法国宪法的相关规定。
法律无法逐一考证列举武力背后复杂的政治动机，只能设定某种前提条件。为此宪法往往采取折衷规定，即先行授权使用武力，再由最高统帅报告代议机关进行决策和批准。
类似的规定包括《瑞士联邦宪法》第58条、《俄罗斯联邦宪法》第71条等。……就是行使统帅权与完成统帅职责的特征。
除此之外，军队的规模、财政供给问题由议会决策也能够减少战争爆发的可能性。历史表明，专制君主往往会出于个人动机发动战争，如追求军事荣誉、发泄仇恨或满足政治野心等。
[44]蒋纬国：《国防体制概论》，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，第20页。这（专制权力）不是一种自然所授予的权力，……它也不是以契约所能让予的权力。[27]在英国的法治传统中，对执掌军队不可或缺的军事纪律只能是因王国处于骚乱状态才有的、暂时性的法律衍生物，它绝不是本国永久不可变更的法律的组成部分。它的要素包括三个方面： 首先，强调决策主体的适格性。
[28]参见[英]威廉·布莱克斯通：《英国法释义（第一卷）》，游云庭、缪苗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458页。[15]（2）将这种内部运用界定为协助、辅助政府的执法性活动。
宪法一般采取两种方式体现权力归属：（1）直接在代议机关的职权中列举决定战争问题、审议宣战法案等内容。战略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的各个领域，超越了单纯的军事范畴。
[56]很明显，处罚的前提是某种罪行的存在，在此必然已经有其他国家违背了自然法。[8] 综上，宪法上的军事权具有政治、规范两个层面含义：（1）在政治层面，它反映了人民主权原则的要求，体现了一种特定的权力产生、运行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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